发布时间:2024-10-31 04:22:23 来源: sp20241031
当前,世界经济复苏乏力,地缘冲突不断加剧,人类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,更需要携手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、促进全球共同发展、增进全人类福祉。中华文明能否为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提供智慧?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经验能否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借鉴?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能否为发展世界文明、破解“文明冲突”贡献力量?“道中华”文明对话国际会议努力搭建一个开放交流的平台,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。我们整理编辑了部分参会专家的精彩发言,以飨读者!
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教授宋念申在“道中华”文明对话国际会议上发言。(陈涛 摄)西方在实现现代性的过程中, 谁在付出代价?
今天学界有不少学者把“现代”作一种狭义的理解,将其本质解释成“科学”和“民主”这两个要素。一个常见的历史叙事往往是:为什么有的社会发展出了科学和民主精神,而有的社会却没有?“现代”于是成为特定种族或特定文化体的排他性特征。
这种阐释方式是非历史的,也忽视了全球物质流动对于促进现代精神生成的决定作用。最重要的是,这种阐述方式并没有回答一个关键问题:在这些看上去很“美好”的进步里,是谁或者是什么在付出代价?
现代是工业化的时代。我们经常会谈到英国的工业革命,由于有了科学的精神,伟大的天才发明了蒸汽机、纺纱机。但机器能够运用到大规模生产之中,有其特定的全球化条件。
最必要的条件,是英国殖民了印度,从而能够获取非常廉价的棉花原料,然后把这些原料通过英国占领的海上通道,运到利物浦、曼彻斯特等工业城市,利用纺纱机制造出物美价廉的棉织品,再把它倾销回殖民地。工业革命能够实现,是英属印度殖民地和埃及的棉花种植农业工人,以及在美国南部田间的奴隶在付出代价。
随着资本主义先发国家国内工人阶级的形成,政治格局随之变化,很多思想家开始思考新的权力分配问题。于是我们看到,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写出了《论美国的民主》,英国哲学家约翰·洛克写出了《政府论》,詹姆斯·密尔、约翰·斯图亚特·密尔父子写出了《论政府》《论自由》等作品。但我们不要忘了,托克维尔写《论美国的民主》的同时,也在大力宣扬法国应该殖民阿尔及利亚,以解决法国自身的政治认同问题;洛克和密尔父子也积极地参与了英国的殖民事业。这些主张和思潮,和全球资本主义生产体系是联动的,我们不应该脱离其中的殖民面向,来认知它的民主意义。
现代化是一个全球性的系统
现代化并不是简单指向科学、民主的路径,它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情境,即大航海时代以来开辟出的一个全球人类社会连接的网络。
在中国明清(公元1368年—1912年)时代,美洲白银的流通刺激了明清社会的商品化,很多中国商品也贩运到美洲和欧洲,刺激了当地的生产和消费。在思想方面,既有西学东渐,也有中学西渐,中国思想文化通过耶稣会士传到欧洲时,刺激了人文主义的兴起,也刺激了欧洲新思想的发育。一旦切换视角,我们就会发现,“现代”并不只是在欧洲诞生发展然后扩散到全球的。不同的人群已经以不同的方式参与了“现代”。比如对非洲西部的奴隶来说,他们被贩卖的经验就是他们的“现代”;美洲的原住民被屠杀,他们的土地被占领,就是他们的“现代”;印度人被殖民也是他们的“现代”。我们在解读“现代”时要注意,这个“现代”有不同的人在参与,他们扮演了不同的角色,发挥了不同的作用。
我把这种至今主导了人类社会基本权力结构的现代性,称为“殖民的现代性”。从1492年哥伦布地理大发现以来的500多年,“现代”是资本主义、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“三位一体”:资本主义是它的目的;为了资本能够无止境地积累,需要殖民主义作为资本扩张的手段;资本控制下的国家为了争夺殖民特权展开争夺,产生了帝国主义这种霸权性、垄断性的权力结构。
中国式现代化与殖民的“现代性”有何不同?
中国能否摆脱殖民现代性的发展路径?仅从工业化历程来看,中国的确走出了一条不同的道路。中国可能是全世界主要工业国当中,唯一一个不以殖民主义为手段发展出自主工业化的国家。
中国的现代化是否以建立帝国性的霸权垄断为权力追求?这一点也非常明确,中国不希望追求一元的霸权性的权力结构。那么回答同样的问题,谁或者什么为此付出代价呢?是中国人民自己。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前30年,我们的父辈以长期的低收入和低消费,将剩余价值用来实现社会积累。而中国之所以可以做到这点,是因为社会主义制度保障了人们较为普遍的基本医疗权、教育权。所以我们看到,前30年中人均寿命和人口数量同时大幅度增长。可以说,中国走向现代化建立在自己付出的代价之上。中国的发展不是以殖民主义为手段、以帝国主义为权力追求的,它的目的也不是资本的无限积累,这样的现代化,在我看来,指向了一种新的历史可能性。
西方的现代化,往往与“文明”和“文化”这样的词相连,因为Civilization在西方和英语语境里总是指向文明和野蛮的对立,意味着要把“野蛮”的人民“文明化”。中国的“现代性”或者说中国式现代化,不是要建立文明等级,然后去教化、压迫别人。
当然,这么说并不是要反对西方。西方很多进步和发展的要素,已经内化在15-16世纪以来中国的现代经验之中。而且,人类社会除了中国和西方以外,还有广大的其他国家和地区。中国提出的现代性要素,不能不考虑到在第三世界、全球南方的示范效应。我们期待的是中国为人类社会的整体性发展做出探索、提供有益借鉴。
(文章为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教授宋念申在1月17日举办的“道中华”文明对话国际会议上的主旨发言。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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